據8月11日《財經網》報道，國務院新聞辦網絡局副局長劉正榮表示，“去年75%的網絡輿論熱點事件都是因為基層政府部門回應不及時造成的”。

　　應該說，把網絡輿論事件與基層政府的治理掛鉤，是有道理的。許多網絡輿論事件正是由于基層政府的錯誤施政而引發(fā)的，如強制拆遷、官員罵人、官員自身行為失當等事件，都曾經引發(fā)過轟動一時的網絡風波。而在此過程中基層政府對于網絡輿論的回應遲鈍，也是事實。

　　不過，期待通過基層政府的積極回應而化解網絡輿論熱點事件，卻不大現實。因為簡單回應輿論并不能有效化解現實中的問題。至于說期望把已經產生的問題消滅在網絡之外，卻不去真心實意地解決問題，更屬掩耳盜鈴。同時，在現有的行政體制格局有明顯缺陷的情況下，期待基層對網絡輿論有高效的回應也是可能性不大的。

　　在現行的基層治理結構中，上級對基層的人事權和財政權進行著絕對控制。下級對上級下達的數量化任務缺乏商議權和保留權，只能無條件地執(zhí)行。這樣的治理結構無法讓基層根據實際情況獨立決策，結果經常是把問題引向基層，而不是為基層解決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基層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偶然性、隨意性強，經常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規(guī)范。行政體制和法律規(guī)范的不合理，削弱了基層的行動能力。許多社會問題，其實只要基層政府工作再到位一點，完全能消弭在萌芽狀態(tài)。但就是這一點，許多時候做不到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一些基層政府并沒有能夠向目標群眾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，反而成為追求自利的“利益集團”。這使得基層公共服務職能弱化，甚至成為與民眾爭利的一方，為自身利益不惜通過強制拆遷、阻截上訪等手段傷害民眾的利益。而普通民眾對這樣的基層雖然表面服從，但實際上并不買賬，有時還會使用斯科特所謂的“弱者的武器”，如磨洋工、不配合、消極抵觸、諷刺等來表達不滿。網絡正是這種“弱者的武器”之一！在這種情況下，基層喪失了公信力，無論其在應對網絡輿論上如何技術高超，對解決實際問題都并無實質幫助。

　　要解決基層政府所面對的網絡挑戰(zhàn)，必須要使基層政府的工作從熱衷于為網絡圍觀“降溫”而回到基本面，即回到真實的公共服務工作中去。除了期望行政體制改革能夠改善基層政府的治理環(huán)境外，加強基層政治的民主化應被視為有效治理的關鍵。普通民眾能夠充分地參與政治過程，切實擁有諸如選舉、決策、管理、監(jiān)督等參與權利，不但可以改善官民關系，更能夠增強政府權威，全面提升治理能力。同時，也只有在基層政府和社會民眾之間建立制度化的授權關系，才能真正加強基層政府對社會要求的回應性和責任性。